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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海书馆主任伟烈亚力的涨薪风波

来源：澎湃新闻 2021-03-18 18:48:13

原标题：墨海书馆主任伟烈亚力的涨薪风波

墨海书馆是十九世纪中国出现的第一个用西式铅活字来印刷中文图书的印刷所，也是当时翻译、介绍和传播西学新知的重要机构，培养了诸如王韬、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一批通晓西学的著名学者，为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墨海书馆创立发展的23年间（1844—1866），有两个关键性人物——创立墨海书馆的麦都思和负责墨海书馆日常管理的主任伟烈亚力。伟烈亚力为墨海书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还创办《六合丛谈》，除刊登传教、布道及教会信息外，还登载科学知识、地理知识，如日食、月食、发电、蒸汽机等，是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学的重要知识来源。

苏精教授《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通过对大量一手资料的整理爬梳，清晰地描绘出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的活动及生活细节，填补了以往学界只重他科学和汉学著作研究而无对其在墨海书馆工作情况研究的空白。今天我们选取伟烈亚力涨薪风波的一段文摘，与读者分享，一起来看看苏精教授还原那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伟烈亚力。

伟烈亚力

伟烈亚力抵达上海，不仅是他个人生涯新阶段的开始，也是墨海书馆新时期的开始，因为他带来的滚筒印刷机使得墨海书馆进入机器生产的时代，这同时又是中文传教书刊以至所有中文印刷出版进入机器生产时代的开端。

或许就是此种开历史先河的象征性，加上伟烈亚力后来致力译印西学书刊的缘故，让迄今关于他和墨海书馆的论述者，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抬高了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工作期间的地位与角色，甚至错误地说麦都思只是草创了墨海书馆，而“真正的专业性工作”（real professional work）直到伟烈亚力到上海后才开始等等。

就在1846年10月伟烈亚力应征传教士的同一个月稍前，伦敦会秘书梯德曼在发给麦都思和雒魏林的一封信中，已明确界定了未来的墨海书馆主任的身份地位：“这名印工将以本会付薪职员的身份派出，同时将在你们的指令之下（acting under your instructions）从事和他的部门有关的布道站任何工作。”其次，在伟烈亚力启程前，伦敦会的理事会给予一封工作指示（letter of instructions），交代一些工作与现实生活的重要事宜，内容包含他在上海布道站的地位和其他传教士的关系、薪水与其他待遇等等。

由于伟烈亚力并非传教士，不能和传教士相提并论，理事会给伟烈亚力的工作指示规定，他从属于所有传教士组成的站务委员会（mission committee）之下，必须听从委员会的决定行事；同时他的单身年薪150英镑，也低于单身传教士的200英镑，而且每位传教士都各自直接向伦敦会支领薪水，他却每次得向站务委员会申请转发才行。这些规定清楚地显示，身为墨海书馆主任的伟烈亚力在布道站的地位低于传教士。

因此，在伟烈亚力到职以后，墨海书馆的经营管理分成决策与执行两个层级：前者由伦敦会上海站实际领导人及站务委员会的主席兼司库麦都思继续掌握全局，并通过站务委员会决定印什么书和如何印法，再交付伟烈亚力具体执行；伟烈亚力负责管理工人与采购保管原料器材等。也就是说，伟烈亚力是在麦都思与站务委员会之下的墨海书馆事务性主管。

麦都思

墨海书馆分成两个管理层级的新模式，运作上相当顺利，尤其当时麦都思正专注于修订中文圣经，并为此陷入长达数年和美国传教士针锋相对、争论不已的困境中，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的日常事务上为麦都思分劳，减轻了麦都思不少的工作负担。不料，新模式经过两年的运作，到1849年时伟烈亚力不仅强烈挑战麦都思的领导权威，甚至以一人对抗上海站所有传教士，形成布道站的一个大问题。

问题的起因是伟烈亚力的薪水。伦敦会规定单身传教士结婚后，年薪增加100英镑，伟烈亚力来华前已先和曾在南非传教七年的韩森（Mary Hanson）订婚，韩森在1848年8月到达上海后与伟烈亚力成婚，伟烈亚力即请求增加年薪100英镑。但是，担任司库的麦都思认为，理事会给伟烈亚力的单身年薪比传教士少了四分之一，结婚后增加的数目也应按此比例由100英镑减为75英镑，即年薪225英镑，而非伟烈亚力希望的250英镑。而且由于伦敦会从当年起删减所有新进传教士薪水的缘故，麦都思进一步表示，如果按照新规定行事，伟烈亚力婚后的年薪甚至只能有200英镑而已。站务委员会讨论后决议报请理事会裁定伟烈亚力婚后的年薪。

麦都思的主张让伟烈亚力大为不满，因而在1849年2月初的站务委员会议中抨击麦都思“蛮横又无情”（unchristian and unkind），又指控传教士施敦力约翰（John Stronach）稍前和自己谈论此事时“出言不逊”（used vile language）。其他传教士一面向伟烈亚力说明，麦都思是本于司库的职责而有如上的建议，一面要伟烈亚力举证施敦力的不当言词，否则必须为自己的粗暴用语向两人道歉。伟烈亚力一概拒绝，并且不顾其他弟兄的规劝，愤而从委员会议退席。

接下来的两个月，由站务委员会秘书美魏茶持续和伟烈亚力沟通此事。伟烈亚力一直拒绝道歉，坚持自己才是“受害的一方”（the injured party）和“被错待的人”（a badly used man），又说他的退席及此后不再出席委员会议，是出于同情（sympathy for）弟兄们，因为他不在场会让大家觉得轻松舒服些。

从1849年4月起，双方形成了僵局，只能等候理事会核定伟烈亚力婚后年薪的结果。理事会在1849年6月间就此决议，果然正如麦都思先前所料，是按照新规定的200英镑。但在这项对伟烈亚力更为不利的结果到达上海以前，他已先在1849年9月初径自写信给梯德曼，表示无法和弟兄们继续相处，要求调往其他布道站，否则不惜辞职离开伦敦会：

我无法在基督徒弟兄们当中享有我所期盼的信任与同情。〔……〕我奉命前来担任墨海书馆的主任，这项职务却从来不曾赋予我承担；我经常得屈从于烦恼与困扰，也看不出有改善的希望，〔……〕我一直努力尽可能承受此种困难，却发觉徒然牺牲了幸福。

不料，伟烈亚力写此信的一个月后，他的妻子竟在产下一女后死亡，伟烈亚力结婚仅一年稍多即丧偶，还增加了抚养幼女的负担。当时不知他已发出上述信件的上海站传教士，还纷纷慰问他遭逢的不幸，结果伟烈亚力有所感念而透露其事，也出示了信件内容，传教士们转而大为愤慨，因为前此的薪水之争，算是伟烈亚力争取个人权益，即使他在言语上对其他弟兄有些过分，都还可以谅解，站务委员会也没有将这部分的误会呈报给理事会。

墨海书馆

但他请求调职一事却完全不同，已经涉及公务的范畴，不该越过站务委员会径自发信给秘书，何况信中批评传教士对他不信任也不同情，进一步牵连到上海站的所有传教士，至于他所称自始被剥夺承担墨海书馆主任的职责，更是严重的指控，因此美魏茶要求伟烈亚力道歉并撤回发给梯德曼的信件。伟烈亚力拒绝后，站务委员会在1849年10月10日一致决议，向理事会详细呈报事件的缘由经过。

报告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关于过去的误会，即伟烈亚力婚后至1849年4月期间，因要求增加年薪和其他传教士间的争议，已如前文所述；二是关于指控传教士未赋予伟烈亚力承担墨海书馆主任职责一事，站务委员会不但没有否认伟烈亚力的指控，还干脆摊开来说明不让他承担的缘故：“直截了当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能力承担其事（The short and simple reason is his incompetence to take charge of it.）。”接着就数说伟烈亚力到上海以后的工作状况，包含他的专业能力、态度，以及和麦都思之间的互动情形：

伟烈先生刚到职时，委员会〔……〕放手让他自主管理墨海书馆的事务，麦都思只偶尔提点一下而已；伟烈先生得以自行决定如何装置滚筒印刷机，以及如何印制需要的部分圣经与传教小册。可是，这样安排的结果，就是整版一万册的《张远两友相论》全都印得模糊不清，尽管使用的全新铸版是才由“宗教小册会”在英国制造运来的；不仅如此，印时因为纸张未在机器上放置妥当，滚筒也未调整到适当位置，油墨又没有均匀涂布，印出来的许多字迹难以辨识，也浪费了大量的纸张。

就机器印刷而言，伟烈先生是为管理这部分而派来的，理当特别熟练这项工作，所以传教士尽量减少干涉。就一般印刷而言，包括排版、压印、校对在内，我们很快地察觉伟烈先生完全不懂，工匠们比他内行得多，因此让他管理比自己懂得多的人是荒谬不合理的，而且他可能会要求他们去做错的而非对的事。他没有印工的巧手，也没有印工的锐眼，更没有印工的判断力（He had not a printer’s hand, nor a printer’s eye, nor a printer’s judgment.）。一阵子后麦都思发觉自己必须每天前往墨海书馆，以期每件事都正常进行，凡重要的事都得经过他〔麦都思〕最后调整过才能开印。

伟烈先生有次向麦都思抱怨未让他承担墨海书馆主任的职责，麦都思建议伟烈先生向站务委会陈述此事。伟烈先生表示无意如此做，麦都思向他保证很乐意将墨海书馆的全盘工作交到他手里，但所以没有完全托付给他，是因为他不能胜任，他不是一个有经验的印工，而且除非实际动手，他也永远不会是。

由于伟烈亚力给秘书的信中，批评上海站的整体情况并非和谐一致，委员会在报告后又补充说明，除了伟烈亚力这件事以外，上海站从建立以来，始终处于最美好而无裂痕的和谐状态。委员会又补充说，伟烈亚力在婚前的确积极参与分发小册和劝告华人听讲道的工作，但婚后却完全放弃了分书，从1849年2月起也不参加布道站的中文礼拜。

报告书最后附上1849年10月15日站务委员会议的决议：“本委员会一致决议，请求理事会接受伟烈亚力［调职］的要求，也希望理事会派来替补的人时，选派一名富有经验的人。”在报告书结尾有上海站所有六名传教士的亲笔签名。

有些奇怪的是理事会的会议记录中，并没有记载收到或处理伟烈亚力要求调职与上海站务委员会的报告书。不过，梯德曼在1849年12月底写信给伟烈亚力，除了慰问他的悼亡之痛，也告诉他没有另外的布道站可调，如果他要回英国，必须自行设法，又郑重建议他立即重拾和传教士的弟兄之谊和信任关系，以及造就自己的印刷技能。1850年3月15日，伟烈亚力回信感谢梯德曼的慰问，同时表示已遵命寻求恢复和传教士的关系，并获得了成功，“只要弟兄们认为现状是最有利的安排，我不会再对自己在墨海书馆的处境有所抱怨。”同一天美魏茶也给梯德曼回信，报告伟烈亚力已和大家恢复和好的事。

上海布道站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内部纷争，历时一年多终于落幕，这也是墨海书馆存在的二十余年间，仅有的管理上出现的问题。这次纷争的起因和墨海书馆的管理没有什么关系，但风波扩大以后，冲击并凸显了墨海的决策和执行两个管理层级之间的矛盾，执行事务的伟烈亚力企图挑战掌握决策权力的麦都思，但是伟烈亚力自身的基本专业技能不足，既不谙机器印刷，也不懂手工印刷，和麦都思的印刷专业素养与资深传教士的地位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再加上伟烈亚力只为争取对己有利的薪水而借题发挥，根本无法撼动墨海书馆既定的两级管理制度和麦都思掌握全局的权威。

考察麦都思与伟烈亚力日后的互动，这次风波后双方并没有留下芥蒂。例如伟烈亚力自丧偶以后，年薪又降为单身的150英镑，但他多出一个幼女需要抚养，生活不免拮据，麦都思在1853年主动写信给梯德曼，希望能提高伟烈亚力的年薪50英镑；同一年，因为伟烈亚力过于忙碌，麦都思要求理事会增派一名印工到沪协助伟烈亚力，并称赞伟烈亚力足以领导墨海书馆，但事务繁杂，需要有助理照料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