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贾樟柯：“我为什么做电影节？”

原标题：对话｜贾樟柯：“我为什么做电影节？”

贾樟柯是个相对模糊的人。

他有很多种身份，导演、全国人大代表、电影展创始人、制片人、编剧、企业法定代表人、学院院长。这代表贾樟柯有很多考量。

见到贾樟柯，是在纪录片《遇见1%》的发布会上，他又开始拍纪录片了。“我非常恐惧自己失去对其他人的好奇，拍纪录片可以帮我消除这种恐惧。”他曾撰文写道。出品方透露，纪录片《背后是中国》系列之《遇见1%》预计在今年Q3上线，并将在IP上做系列尝试。

一周后（4月17日），贾樟柯出席了山西传媒学院山西电影学院揭牌仪式。在这所电影院校中，贾樟柯出任院长，张一白、霍廷霄、余力为、张阳、袁媛、宁浩、毕赣、李睿珺、沈剑勤、雷建军、林旭东、顾峥等十余位电影人分别担任专业主任、特聘专家及客座教授。

这是他的又一次尝试。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问及多重身份下，自己究竟是谁时，贾樟柯答道，“一切都围绕电影展开”。

放下平遥电影展后，这位电影人依旧做着自己的理想现实主义实践。正如他自己所说，要“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贾樟柯在山西电影学院揭牌仪式上发言，图片来源：贾樟柯团队

《21世纪》：你会焦虑吗，有哪些困惑，抛开种种身份，自己究竟是谁？

贾樟柯：焦虑是难免的。从事电影工作，比如说我刚才从办公室来这边就焦虑迟到。对类似的这种焦虑当然是日常生活中都会有。

这几年我写作、拍电影，也作为监制制作年轻导演作品，也有其他社会工作。但是总体上，都是围绕着电影展开的。

实际上，包括办电影节展，它实际上是对由电影出发的不同的产业端的一些设立，但思考是一致的，都是从电影出发很自然的一种延展。因为电影有一个特点，就是每部电影的创作周期其实挺长，一般我们一年半到两年拍一部电影，但如果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确实还是有很多空余精力，需要去做一些工作，填充空白。所以围绕着电影的工作就逐渐多了起来。

另一方面，我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实际上这个工作做起来也是延续了电影思考，就是在拍电影在写作，在筹备电影过程中，要感受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它可能过去只是反映在电影中，现在也可以反映在我们的议案里，也反映在我们的提案里。

比如说，去年我的议案就是关于改善老年人数字生活生活方法的一个议案。现在都数字化了，老年人去医院会看病，去银行不会取钱，出门不会打车，互联网把一很大一个人群拒绝在门外。过去，我会拍一部电影，只是拍一部电影，但现在，我作为一个渠道就是做一个议案，我们这个议案获得了很好的回响。

去年国务院在10月份就出台了一个规定，让各部门拿出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银行恢复一些传统的人工窗口。就像我最新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你不知道你的努力最终会怎么样，但是就是我们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诚实的表达，然后汇聚成一种力量，整个社会就会进入到一种理想的生活。所谓游到海水变蓝，就是进入到理想的生活状态。

《21世纪》：短视频时代对电影的影响？

贾樟柯：从2000年左右进入到数码时代，当时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业余电影时代即将来临》，他不是一个公众口号，是建立在技术新的条件之下的。

因为电影艺术的改变都是由技术带来的，数码化以后带来了大量导演的涌现。比如说，今天我们很多跨界导演，原来做行当其他行当的，比如说从作家转行到导演的有很多。可能过去电影生产是集中在大城市，现在全国各地都有电影导演，他们都能产生他们的作品。贵州、山西过去那些非传统的电影的省份都有电影的版图在扩大。

另一方面，互联网本身，包括我们今天的短视频，也产生了新的电影形式的探索。去年在我们平遥电影展开幕影片，就是由快手用户的上传的短视频，通过导演的重新组织跟编辑之后，产生的全球第一部（这种形式的）电影《烟火人间》，很快也会公演。它也带来了电影语言的变化。我们看到一部电影变成了数字化，变成它的语言格式，它是由无数个碎片化的瞬间组成了一个整体的人间烟火的生存状态的描绘，作为电影来说，我觉得科技驱动的改变就是100%的影片。

（作者：贺泓源 编辑：李清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