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故事 077 期 | 速度与激情

我和马成礼老先生的“相遇”，理论上错过了至少4个月。

2022年4月1日，深圳市物业集团原董事长、老基建工程兵马成礼在深圳逝世，享年86岁。随他而去的，或许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国贸大厦的故事。

所幸，在引荐下，马成礼的老部下，基建工程兵代表、深圳市拓荒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退休摄影记者、刚刚获得深圳“最美退役军人”荣誉称号的周顺斌老师，答应了采访请求。

个儿不高，略胖，红衬衫，金丝眼镜，讲话条理清晰……在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举办的《口述历史·见圳传奇（拓荒牛篇）——时代的“第三只眼”》研讨会现场，见到了周顺斌本人。

可他上来第一句就是，“我参与得并不多。”

用快门记录“与深圳共生”

周顺斌手头上，拥有数量众多的从1981年至今的深圳照片，其中不乏经典，自然也包括对国贸大厦建设过程的记录。当时，他作为宣传干事和转业电视台的媒体人，曾有意无意地按下许多快门，这使他和镜头一起，成为了那个洪流时代里，承上启下的见证者。原基建工程兵身份和与马成礼长达50余年的战友关系，又让他能洞见不少一手资料。

1979-1983年，两万基建工程兵响应国家建设经济特区的号召，集结南下，陆续抵达深圳。这支深圳最初的开荒者队伍，正是由基建工程兵00019、00049部队（师）副参谋长马成礼率领的八个连2000名官兵先遣团。

1979年下半年，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马成礼作为部队副参谋长，率先带了一个考察组来深考察。跟当时的地方领导接洽后发现，这里要搞经济，需要大量的建筑队伍。眼见于此，马成礼决定留驻在这儿，让考察组其他人先回去，然后调了两个连，为大部队进驻深圳做前期准备工作。几乎当时所有的土方工作都是他亲自指挥的，在特区建立之初他带领战友们用5年时间从福田区竹子林开始，一步步将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15倍，马成礼还带队前往香港、新加坡等地学习考察，收集经验。

先有2000人，再有2万人。作为先头部队中的先头部队，他们发扬敢打敢拼的精神，参与到最初的深圳建设，“打开了局面”——红岭大厦、市委大厦、深圳电子大厦等基建工程，经过基建工程兵的双手，在一片荒芜的田土上拔地而起。

四十多年过去了，深圳的拓荒史逐渐隐没在了拔地而起的楼宇间，中国则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而这座新城，与两万多基建工程兵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

16岁当兵，祖籍四川的周顺斌，此前根本没听说过“深圳”这个地方。事实上，那时能准确念出“圳”字的人也不多。一声令下，在1981年初，历经5天4夜的闷罐火车，工程兵们在一个细雨的早晨，抵达“战场”。踏上深圳这片热土时，28岁的周顺斌与深圳开始了共生。

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2万多名工程兵辟山路、盖高楼、修公路、通水沟，个中的艰辛，只有亲历者才能感受。在部队中担任新闻报道员的周顺斌，从此开始用相机记录深圳建设者的历史影像。

1983年9月15日，当年的两万基建工程兵，在国家一纸红头文件下，就地集体转业。这一突如其来的身份转变，并不是一件心理上容易接受的事情，但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军人的天性，让他们很快调整了心态，投入到新的建设中。

作为两万基建工程兵中的一员，周顺斌宣传干事的属性，使他在转业时获得珍贵的记录机会。从在火车站拍下的基建工程兵背影，到挖掘土方工程、工棚婚礼，建设深圳的点滴，都被定格在方寸之间。《大军南下》《工棚里的婚礼》《升》《喝泥水解渴》《职工考场》《光腚娃》等一批名作相继诞生。

40年后，这批照片已经成为外界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重要历史影像，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深圳博物馆等单位收藏，周顺斌的作品也屡屡被用在讲述深圳改革历史的作品当中。

“那个时候，深圳‘关内’（原二线关以内），才两万多人，一下子又来了两万多人，加上家属，接近四万人，一下子就把整个城市的人口结构改变了。”此话不假。当时的深圳，人丁稀少满目荒凉，与一河之隔的香港形成了强烈对比。建设工程在施工上的水平也很有限，这一大波新生力量的到来，使一系列大型基建工程成为了可能，也让多年后的这句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有了历史根据。

1983年9月，马成礼随部队集体转业后，到原深圳物业发展总公司（注：后来改组为深物业集团）担任总经理。他接手的第一个大型工程，就是在深圳建造53层的国际贸易大厦，以适应深圳特区快速发展的需求。

深圳速度的真实含义：实干、努力

工程量大是土方工程的一大特点，为“中华第一高楼”做的土方，那自然是历史性的。开挖较深的基坑工程，施工前还要认真研究整个施工区域和施工场地内的工程地质和水文资料、邻近建筑物或构筑物的质量和分布状况、挖土和弃土要求、施工环境及气候条件等，编制专项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加上深圳潮湿闷热的天气和暴雨台风天的积水，以及随之产生的淤泥，天知道当时的现场施工环境有多恶劣。

讲到这里，你或许还没有概念，基建工程兵跟国贸大厦的关联有多紧密。1984年转业深圳电视台成为摄影记者的周顺斌一语洞穿：“国贸大厦的基坑土方，是由基建工程兵开挖的。”

虽然大楼施工方主要是当时中标的中建三局，但基建工程兵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不说精通工程建设的马首长本身的身份，就是从基建工程兵转变为国贸大厦项目的甲方领导，随后集体转业的基建工程兵中，又有一大部分转业后深度参与到项目建设当中。更有资料显示，集体转业前，基建工程兵第一支队就已经参与了国际贸易中心的土方整备。

有记录的最早期深圳地下空间运用，居然也跟基建工程兵产生了关联。要知道，在当时，面对着大片未开荒的土地，提前规划建设三层地下停车场是件多稀罕的事情。同一时期的多项建设工程，出于成本和建设需求，并没有开发地下空间的必要。如今很多罗湖的老旧小区和建筑，都没有地下停车场，也是例证。

在此之前，深圳最高楼，就是基建工程兵建设的69米高电子大厦。很显然，它的作用除了提气以外，还具有更多象征意义。彼时香港已经是一座繁荣的大都市，一河之隔的深圳，需要这样的高楼，需要这样有代表意义的大型工程，来体现改革开放的决心。

很快，更大的机会来到了面前。时任深圳市领导提出要建中国内地最高楼——国贸大厦，并为此将罗湖工程建设指挥部改组为深圳物业发展总公司。马成礼上任后，主抓了这项工程，从土地的来之不易，到挖基础、改设计、到派工程师到澳大利亚做风洞试验，细致到每一层楼的防弹玻璃，都经过层层把关。

当时，国内工程建设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以设计为主体来确定建设方案的理念。参与建设国贸大厦的各方打破了这一传统，成立了四方领导小组。马成礼等组成的领导小组先后考察了国内外多地，大胆地做出了将国贸大厦增高到53层、把外墙改为玻璃幕墙、引进观光电梯、在顶层增加中餐旋转餐厅以及直升机停机坪等一系列国内尚无先例的决定。

前卫大胆的设计图纸出来后，建设没有钱，他就去找各个外贸单位去要。“过去深圳都是香港物资的中转站，各省外贸公司专门出口到香港的东西。深圳市成立以后他们没有一个集中办公地点，马成礼就跑去跟各个省谈判。”在周顺斌转述后，我在深圳电视台采访马成礼的视频里找到了答案：“我出块地，你们拿钱，我给你们建。”就这样，由全国38个省市单位集资，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办事处，各大兵种办事处及部分央企，建设国贸大厦的资金终于有了着落。

如果不是对项目的足够信任，以及艺高人胆大的操作，这一杰作几乎无法顺产。连卖楼花都算不上，靠卖图纸建楼，也算是史上第一桩了。“什么是引进外资？就是引进资金和技术，国家给深圳最早的，主要是优惠政策。”周顺斌说。

作为最早的建筑工程招投标，国贸大厦共有7家省级以上建筑企业获准参与投标。最后由中建三局中标。1983年，国贸大厦主楼开建，施工图纸也并没有一次设计成型，而是边施工边修改设计。在多方合力的大胆创新下，这座53层大楼主体标准层的建设从最开始的7天一层，提升到5天一层、4天一层，从第30层开始，创造了持续3天一层的空前高速度，跻身世界建筑业的先进行列。而同时期，香港的最快速度是5天一层，美国的最高速度是4天一层。“三天一层楼”抓耳的媒体用法，也被用来形容当时深圳经济特区超前的发展速度。

“当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平均每周都会播发一条关于深圳的新闻报道，画面中最常出现的就是这座正在一天天长高的‘中国第一高楼’。‘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有力地回击了那些对改革初期的深圳缺乏信心的论调，既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当然，国贸大厦‘神话’的背后，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马成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

“深圳速度”这一说法的出处，曾在深圳大学和国贸大厦之间反复论争。但在那个“效率就是生命”的火热年代，不同的建筑，并不非此即彼，定分高下。它们拥有相同的基因，在深圳的泥泞上交织，共同汇聚、诠释了深圳的精神面貌：实干、努力——这就是我们的“深圳速度”。

3个月创作的《丰碑》是一个遗憾

尽管已经不在一个部队里了，因为曾经老战友的关系，周顺斌还是在众多场合与马成礼相遇过。“1985年我在国贸大厦遇到了老首长，他对我笑说：‘你在红岭大厦拍的照片《升》拿了（全国）金牌奖，能不能给我的大厦也拍一个金牌啊？’虽然是一句戏言，但是我听进去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周顺斌讲起这件往事，略微颤抖的手悬在了半空，似乎是要比划些什么。

在此之前，他已多次拍摄过国贸大厦的施工照片。在他梳理的一万多张珍贵历史照片中，不少都是早年扫描底片出来的，这可不是一笔小钱。2008年到2013年间，周顺斌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修复了有关基建工程兵的相关照片。2014年，这些照片被他整理成册，命名《这支队伍1981-2013》，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随着技术的发展，一些扫描的色彩越来越好，可对于老摄影师而言，满意的始终是少数。一些照片拍时无意，随后在经年累月中赋予其意义，也是常有的事。但一张为马成礼创作的《丰碑》，是他的用心之作。

怎样为全国第一高楼拍出一张有创意的照片？国贸的建成，意义很大，不仅是当时中国内地第一高楼，而且是深圳速度的象征，在当时备受国内外的关注。马成礼的话，让周顺斌萌生了初步想法，再加上他自己也想反映当时的深圳建设成就。“有了想法以后，经过几个月实地的观察，我在摄影构思上，主要是突出两点，一个是高度，一个是速度，这栋楼四方长条形，只有通过镜头艺术来表现它的成就。”

当年并没有什么航拍技术和可与之比肩的高楼，手持相机，视觉焦点只能是仰望。

高楼仰望，何尝不可？决定了要拍，周顺斌提了心气。随着踩点次数的增多，越来越具象的创作想法开始呈现。

他要在国贸裙楼躺着，达到一定角度好广角取景，去展现他所理解的张力；他要等台风前，云快速移动的天气，去呈现楼宇的恢弘和史诗感；他要等云移动到其中一个楼角显出蓝色，去突出楼层的与天同齐，升腾的感觉。“最后我是在踩了很多次点后，在国贸的裙楼上，躺着取的景，一只手用效果镜靠在镜头前挪动，另一只手拿相机。”

这张用时3个月创作的《丰碑》，群鸟齐飞，高楼如同宝剑直插云霄，让人心生敬畏。在人人都有手机的这个时代，用3个月创作一张照片简直是难以理解，即使是在三十多年前，也能看出其用心。“离马成礼所说的金牌要求还差很远，只拿了全国的铜牌奖。但它是深圳地标性建筑，也是一个时代的丰碑。”

后来，两人之间的交集渐渐少了。周顺斌没有再得到马成礼对这张照片的更多评价。他也没特地问。或许，遗憾才是人生常态。

1994年2月光荣退休的马成礼，由于工作出色，先后被解放军总政治部等部门授予“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称号；中国世纪大采风授予“全国十大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深圳市颁发“国贸大厦建设成果奖”；当选深圳市第一届人大代表。今年4月，马首长离世后，周顺斌专门写了一篇忆述文章以示纪念。

梦回今日，众多直指苍穹的高楼旁，国贸大厦依然静静地伫立在罗湖，看不出埋藏着怎么样波澜壮阔的过往。但这个略带遗憾的故事，采访后多日，仍萦绕心头。

来源 │晶报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