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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东方希腊化世界大门

来源: 读特   2021-12-07 11:18:16

亚历山大用哲学钥匙,开启了东方希腊化世界的大门。古希腊文明随他的东征披染西亚、中亚、东亚。

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开始东征。波斯人或印度人,对于征服与被征服,已视如平常,他们更为看重世界何以能被征服,征服者必须给出一个征服的理由,那才是真正的征服。据说,亚历山大就用他知识和精神上的优胜,来解读被他征服的各国的经典。

以此,军事胜利便转化为哲学胜利,征服者成了哲学王。在英国诗人劳伦斯·比尼恩著的《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孙乃修译)一书中,有“波斯的艺术”一节,其中就谈到,有一位圣贤从远方来,向亚历山大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到哪儿去寻找眼睛所看不见的那位上帝呢?这正是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求证过的问题,于是,他轻车熟路,作了解答。

他的回答令他们满意,他们也就认可他是波斯人的先知了。认定他是承天命,能战胜人类罪恶、愚蠢和无知的勇士。应该说,是他的回答,将波斯人征服了,他不光用军队攻城略地,占领了波斯帝国,更用他老师的纯然理性的哲学征服了波斯人不可救药的浪漫性格。这才是亚历山大伟大的焦点。

在这里,我们才开始触及亚历山大所以伟大的奥妙之处。那就是他用哲学钥匙,开启了东方希腊化世界的大门。古希腊文明随他的东征披染西亚、中亚、东亚。

当他身穿波斯服装君临波斯帝国时,我们就知道,他的希腊化,不是用希腊文化兼并东方文化,而是使希腊文化进入东方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营造具有统一性的希腊化世界。也就是说,不是他的帝国,而是希腊文化,将世界统一起来。

亚历山大对于波斯采取的这种希腊方式,大夏国王弥兰陀王,在印度统治亦如是,都在希腊化世界里求得东西方文化的统一。有所不同的是,亚历山大毕竟是哲学王,他那一番形而上学的高论折服了波斯圣贤,而弥兰陀王则在那先比丘的启发下皈依了佛法。

不过,那先比丘启发弥兰陀王,用的竟是最标准的希腊方式——柏拉图式的谈话术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我们试取《那先比丘经》(卷上)中的一段观之:那先问王:名车。何所为车者?轴为车耶?王言:轴不为车。又问:辋为车耶?王言:辋不为车。接着问:辐为车耶?王言:辐不为车。还问:毂为车耶?王言:毂不为车。继续问:辕为车耶?王言:辕不为车。还要问:轭为车耶?王言:轭不为车。问下去:舆为车耶?王言:舆不为车。再问:扛为车耶?王言:扛不为车。再三问:盖为车耶?王言:盖不为车。一直问下去:声音为车耶?王言:声音不为车。问到底:何所为车者?王不语。那先言:佛经说,所有这些加起来才叫车。

如许辩式与理式,纯为希腊方式,那先比丘已是希腊化僧人,《那先比丘经》也可以说是希腊化佛经,正如亚历山大被波斯化,弥兰陀王也被印度化了。弥兰陀王国解体后,继之而起的贵霜帝国,也被希腊化,因而皈依了佛教,这一时期希腊化的佛教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佛造像为主的犍陀罗艺术风格上。

犍陀罗地区,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也是希腊化的核心地带。公元一世纪前后,大月氏人占领了这一地带,用三样东西,一是中国丝绸,二是希腊化金币,三是印度佛教,加上希腊化的文化,营造了一个大帝国,即贵霜帝国。文化的宗教性主体源于佛教,文化的艺术化风格来自希腊。两者相结合,统一在伟大的犍陀罗佛教艺术里,往东土来。

“说教”的佛陀,因而具有了高度直观化的形式,被赋予人像美的范式,而成“象教”。思辨理性和美的形式因,使佛教精神人文化,产生了“希腊化的佛陀”。那些生活在贵霜帝国的希腊人,按照阿波罗的形象塑造佛陀:阿波罗式的头,笑容静谧而安详,披着希腊长衫式的袈裟。

迄今为止,我们所见犍陀罗艺术中,最早的佛陀圆雕立像,便出土于白沙瓦西北之马尔丹,制作于公元一世纪末或二世纪初,是标准的“希腊化的佛陀”。看那佛陀,头顶上有波浪纹肉髻,嘴薄,而双目微闭,神态安详,作沉思状,身着通肩式袈裟,衣纹自左肩垂下,伸展于胸、腹之间,宽松而略感沉重。这就是佛的标准像了,后来佛入东土,被中国人接受,希腊化佛陀艺术随之也在中国遍地开花。

(作者系历史学者)

(原标题《开启东方希腊化世界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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