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故事 006期 │ TA叫“未来”

49层国贸旋转餐厅的360度景观依然壮观，原本40分钟一圈的旋转速度，在近年来已经减慢至70分钟。据说这样既环保，又减少了眩晕感。傍晚时分，餐厅经理代江华会稍微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金色的阳光洒向薄雾中的城市。

40年前，这片原本是养猪圈的土地上，拔地而起了深圳国贸大厦，从此开启了一个传奇。

40年后，40公里外，深圳东部，类似的故事正在萌芽，它同样牵涉一栋不得不让人仰望的建筑。

深圳国际低碳城内，疫情期间因为没有举办活动而显得寂静，甚至连洗手间都锁上了门。周遭是传统的工业园区，白天围挡的工地发出的突突声，很快会因空旷的环境而被忽略。天晴的时候，这里绿得出奇。阳光映照在大片阔叶植被上，造出来的人工湖旁，居民们乘凉放风。只要不是太热，这里更像是一座环境优美的户外休闲公园。

位于坪地，相隔新桥世居不足百米，一栋高99.9米，名为未来大厦的多功能复合建筑兀自耸立。三条空中连廊，像楼宇的血管，将它们有机地连成一体。

“中美低碳建筑与社区创新实验中心”是它的曾用名。相比起来，“未来大厦”这个新名字显得更精明，也更有雄心。这座大厦未必“摩天”，甚至还没有正式启用，但它正在用自己的定位，成为往后至少十数年间，深圳建筑史的一个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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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上说，它其实也不算特别。”当我问起未来大厦的时候，中建钢构华南大区总工程师陆建新耐心地解释道。“甚至从建造方式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像是满心期待被泼了一道冷水，不等我继续追问，他给了我另一个答案：“它特别的地方应该是着重理念，绿色、节能低碳、环保。”

坐在陆建新位于坪山的办公室内，窗外是城市建设中免不了的尘土，窗内则弥漫着一股才装修不久的匆忙味道。在高速发展的深圳，这一切显得合情合理。“尘土估计时间久了以后会好一点。东部建设很快，旁边的地块都有主了。”指着办公楼对面仅有的空地，他特地强调地块周边已经有了“门”，那是围挡施工的标志性产物。

这是我第二次采访他，采访环境相比起上次的“印象深刻”有了质的提升。上一次见到他，是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的施工现场。还没竣工的巨大钢架构建筑周边都是泥泞、围挡和建材。实际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类似环境的工地里——国贸大厦、地王大厦、京基100、平安国际金融中心……几乎每一栋值得点名的深圳地标建筑，他都曾参与建设。

摩天大楼原本是来自大洋彼岸美国的“特产”。1851年，电梯的发明，直至19世纪末钢铁工业的发展，使得“建筑向上走”成为无限的可能（西方经历工业革命发展时，新桥世居仍在过着低碳生活）。

上个世纪末，想对标香港的深圳，首先就要在无限可能的建筑上发力。1981年，深圳市委决定，在深圳火车站附近建一座全国最高的大楼，作为外商（包括港商）进入祖国内地的第一站。

当时深圳的大型办公楼，在建的只有一座20层的国际商业大厦。1981年10月8日，它破土动工，建设速度由承包前的25天一层楼加速到5天一层楼，轰动全国。但这远远不够，时任深圳市领导议定再建一座地上50层、地下3层共53层的超高层大厦，顶层要能停直升飞机。

1982年至1984年，中建三局在承建国贸大厦时，再次刷新了建设速度，从15天一层楼，大幅加速至3天一层楼。

1982年，时年22岁的陆建新毕业后南下深圳，参与建设高达160米的深圳国贸大厦，并在随后主持承建了国内4座100层以上钢结构摩天大楼，完整经历了“深圳速度”到“深圳质量”的观念转变……这些履历，使得他带有了传奇色彩，也成为了媒体的宠儿。

“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工地。”陆建新回忆时，眼神中似乎藏着许多故事。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建设是主旋律。实际上，相比起高度，当时的深圳，更急需凝聚理念。“理念是指导人去工作的嘛。”陆建新说，“不是我们设计要3天一层，而是在干的过程中形成的。”很快，“深圳速度”成为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代名词，被载入史册。“‘国贸大厦的高度，今天看来它已经淹没在城市的丛林当中了，但是你还不得不仰视它，因为它代表了时代的精神’，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比较贴切。”陆建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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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米的国贸之后，深圳继续造就了许多摩天大楼，深圳现有高度超过150米的大楼293座，在建的有50座，其中300米以上高楼多达25座，比如天际线中无法忽视的地王大厦、京基100、平安国际金融中心。

陆建新计算着参与建设的楼高“内卷”速度：从“80年代看国贸，90年代看地王”，到2011年建成京基100，再到2015年平安国际金融中心建成，高楼的建设时间和频率一步步压缩。随着建设速度越来越快，全国经济也开始腾飞，高楼，也就“见怪不怪了”。

对于规划层面，陆建新也是随着工作逐步加深了解。“比如说后海就看得特别清楚，离宝安机场很近，如果高楼立得很高，那是不行的。”

他打了个比喻，如果非要在武汉绿地中心所在地建600米以上的高楼，意味着航线要改道，机场要搬迁，这种情况的矛盾，只能是让位。“原来建设过的一些建筑，不停在纠结净高、最高、怎么高，还能不能更高。有参与过的项目的甲方找过我们，问‘陆总，如果以后大湾区的机场航线调整了，他们的楼还能不能再加高一些？’我也给他们出过方案。”陆建新认为，可以利用建筑内部载重数吨的货运电梯运送材料上去，使用业内一种名叫“顶身”的方法，让建筑的身高继续往上长。

这似乎是每座超大型城市的发展宿命——跟土地过不去。但建筑越高，安全隐患越大，往地下越深，技术越复杂，它们的成本，也呈指数级上升。以平安国际金融中心为例，它的建造难度可以用前所未有来形容，涉及土建、钢结构、机电设备、玻璃幕墙、精装修、消防等35个专业、近百家分包商。

除此之外，大楼建成后还面临着更高的维护成本：电梯运行速度越快，电梯的技术难度就越大，所以维护成本越高；喷淋系统会随着楼层的升高而增大维护量；以及建筑外立面的清洗问题、消防问题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指出，摩天大楼的电梯、保温、照明、清洁、物业等费用，要比普通住宅高2倍左右。

除了成本因素，摩天大楼还有可能阻碍中低空交通的空间规划。“国贸楼顶1985年建成的时候就有停机坪，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陆建新介绍，早年中低空飞行没有开放，仅仅是属于金字塔顶端阶层才能接触到的业务，即便如此，也有企业关注到了这一领域，并设想低空开放后做城市低空交通。“比如说你现在紧急要去香港、澳门，它就帮你送过去，相当于商务专用，类似城市候机楼的概念。”

地下交通、地面交通、高空交通之外，尚未被开发的中低空交通，可能是解决城市交通顽疾的有益尝试。国家已出台文件，放宽航空领域准入限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空域管理试点。打个“飞的”的梦想，已经距离深圳人越来越近了。当然，除了顶层设计层面为低空飞行“松绑”，也需要环境友好——试想一下，高楼林立的城市，飞行器穿行其中，风险系数不可谓不高。

或许，发展也是需要平衡的艺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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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并不缺建筑。它们高矮胖瘦，形态各异，有的没能跟上时代，在摧枯拉朽的发展进程中被拆除；有的成为了时代的象征，比如国贸，依旧保留着上世纪80年代特有的审美，和时代的精神象征；还有更多的，在肌理中，暗暗跟随着时代的变化。“一般商品楼不到100米就够了，特别是从双碳角度考虑的话。现在装配式模块化建设的楼房越来越多，高层以及超高层建筑上也使用了很多绿色环保的技术。”陆建新说。

碳达峰，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经历平台期后持续下降的过程。碳中和，是指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即通过平衡二氧化碳的排放和二氧化碳的去除，以阻止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增加导致全球变暖等生态问题。”双碳“概念，就是如何减少碳的排放，换以其他方式，来解决实现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既要、又要”问题。

实现“双碳”，将是人类停止破坏生活环境的重要一步。

截至2021年2月，已有124个国家承诺到2050年或2060年实现碳中和。其中，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考虑到国内建筑行业全过程碳排放总量占全国碳排放的比重超过50%，建筑实现“双碳”，不仅仅是大势所趋，更具备了某种确定性、必然性。

未来大厦所在的坪地街道，因三面环山、中部地势平坦、河谷穿流而得名，有点像是袖珍版的四川盆地。2012年底，这个不起眼的城市角落，开始了产业革命的新萌芽。国际低碳城的开发模式采用自下而上的实践路径：以1平方公里启动区作为低碳发展模式的“研发”阶段，以5平方公里拓展区作为低碳品牌塑造的“中试”阶段，最终实现53平方公里的全域输出推广。

“道路两旁的路灯采用风光互补灯，从而降低能耗；行驶在道路上的是纯电动电瓶车，装有配套的充电设施；定时开启的森雾系统，降低“雾岛效应”并产生大量的负离子，让人感觉犹如身处森林中……”有媒体这样描述其所看到的这座低碳“新城”。

建于清末的新桥世居，和它门口长百余米宽30余米的完整月池，经历时间洗礼，静谧地留存在原地。如今它摇身一变，成为国际低碳城中的低碳学院。不赶巧，因为疫情原因暂不对外开放，我站在大门外，向里张望，看到地上设计过的“低碳”二字稍显突兀，门外不远处，太阳能电池板座椅显得寂静无声，让人有些时空穿梭之感。

2019年5月4日，未来大厦就已经作为净零能耗和直流建筑示范项目，出现在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华盛顿举办的“发展的中国”开放日活动中。模型中就集中展出未来大厦最重要的一项技术——“光储直柔”在建筑中的全运用。

顾名思义，“光”“储”分别指分布式光伏、分布式储能应用于建筑场景内外部，成为其配电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直”指的是将建筑配用电网由交流电改为直流电；“柔”则为柔性用电，即建筑用电设备需具备中断调节能力。“光储直柔”并非是新概念，但对建筑领域却称得上是“全新探索”。“这项技术，是真正面向未来的技术，也是未来大厦的真正技术难点。”具备“光储直柔”技术的未来大厦，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走出实验室、规模化应用的全直流建筑。“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建筑3.0的版本。”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秘书长王向昱认为，一座大楼既能发电、储存电力、减少各项能源消耗，又把绿色建筑行业内各项技术进行高度整合应用，才能探索出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一步。

除了建设施工实现绿色，管理上的绿色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难点，正是在做以往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小到电器，大到系统，都有别于传统的建筑，通过复杂的工程，最终实现净零能耗，也就是零碳排放。未来大厦项目经过一年运行监测，实际二氧化碳减排量达到1300吨/年。如果在深圳市每年350-400万平方米新建建筑中应用，直接碳减排量将达到10万吨/年，相当于4万亩森林的碳汇量，将降低深圳市每年碳排放增量的12%-15%，节能减排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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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说，“深圳是一座向前看的城市”。他认为，深圳无疑是中国最适合讲述现代化世界进程的城市。

陆建新显然也是一个喜欢向前看的人，从160米，到592.5米，按他的说法，这些都只是他们单位参与的项目。“楼是人家的，建完移交了，马上就投入到下一个项目去了。”陆建新坦言。“国贸楼顶的旋转餐厅去年刚装修完我去过一次，电梯中转层还新建了个展厅。代经理对媒体挺好的，如果你们要采访的话，还可以让她给你们留着‘邓公厅’。”他说。

站在160米高的国贸大厦，视野开阔，目光所及之处，仍然是一片繁华。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的代江华，平日里也喜欢往外看。“这边是香港，旁边是文锦渡口岸。”几乎每一面旋转餐厅的落地玻璃上，都标记上了繁华的名字。

她忆述，当年的国贸大厦的原址，“周边环境很差“，马路的宽度大概是现在的一半。楼房不高，城市景观一眼就可以望到头。就是这座一眼望得到头的城市，给了她和2000万人一个家，使得她一步步成长为国贸旋转餐厅的经理。

很少有人注意到，国贸也在努力跟上时代绿色的步伐。2011年，经过近30年使用，国贸大厦难免老化。当时全市许多老建筑均缺乏维修基金，通过业委会和管理处努力，81户业主同意自筹资金1600万元进行中央空调改造。

媒体报道，改造后空调总用电量下降20%，年节电量20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碳排放量2000多吨，减少标准煤用量800多吨，一年省下100多万元，成为了深圳老旧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的典型。2015年被国家财政部预算评审中心提出在全国推广并获评广东省科技创新二等奖（管理创新类）。“这是中国人自己建的楼，中国人自己管理。”代江华说。

国贸旁的国贸后街。“中华第一高楼1984”的几个金属字体立在街旁，不是特别起眼。老板吴学真，在斜对面开了家“老吴咖啡”，而他原本是做半导体工厂的。“去年年底筹备的，之前也是在这附近开了几年店。”见我点了柠檬美式，善谈的他开启了话匣子。“这个泡泡会比较多，要等它消一下，稍等。”

随后的话题很快就从发起的泡沫，引到了我正在寻找写作的灵感。“首先你得明白为什么拼尽全力也要建国贸这个地标，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我没有告诉他我的选题，他没有告诉我他自己为什么会从办工厂转向经营餐饮，我的第一直觉应该跟低碳无关，但对于这几年的转型，他显然还算满意。

谢过老吴，我走出咖啡店，回想起他刚刚的话，似乎又得到了些许答案。

当时代向前，曾经的未来大厦，总要被新的未来大厦所替换。或许现在，深圳有比速度和高度更重要的观念。

来源 │ 晶报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