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宪章》后围绕征税原则再度博弈

纳税人的利益，也与王国安危一样成为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成为税收必要性的基础。

1215年《大宪章》确立国王征税需经过国民同意这一条原则，1242年后贵族们曾多次拒绝国王征税的要求，坚持了“同意原则”。但1258年的《牛津条例》又废除《大宪章》的这一表述。不过，围绕征税，国王和大贵族持续博弈，在此过程中，英国的议会也逐渐成形。在1297年危机中，围绕征税必要性的博弈再度白热化。

十三世纪末对于英国来说是多事之秋。1294 年，法王菲利浦四世宣布收回英王领地加斯科尼公国（位于今法国南部），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决定以战争方式收复加斯科尼；同年8月，英国国内威尔士人暴动；同时，法军多次袭击南部海岸；苏格兰王国的抗英斗争爆发。战争没完没了，相对应的是节节攀高的战争支出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体现为一是税负加重，不但征收“八一”税和其他协助金，还征收每包羊毛40先令的商税；二是军事服役义务增加，国王要求每个拥有20镑以上财产的人自备武器装备随他远征；三是实行了为满足军队后勤供给的军事强买制度，无异于新的强制性税收。

爱德华在无论是征税、派役还是强买时，都大谈特谈这么做的必要性，即事发突然而紧急，王国安全和公共利益均受到严重威胁。他不顾个人安危亲冒矢石御驾亲征，但他自己和王室的财富不足以维持战争，只有请求臣民慷慨解囊。这是很难拒绝的征税理由。但爱德华的各种征收，包括税收、军役和强买，都出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即由早先的偶然、临时义务，扩张到国家的经常性频发性的要求。俗人和教士的税收，原本限制在罕见的突发紧急事件，现在变成常态化的持续性需要；原本属于地方的、封建的、个人的军事服役，在防卫王国的借口下，转化成为一般性的长时段的到国外服役的军事义务；原本为王室提供的伙食采买习惯，变成了大量的为军队提供食物补给的低价甚至无偿强买。而这一切都是在国家需要或公共利益的名义下进行的。

虽然国家需要、公共福利等理由构成征税的条件，其必要性毋庸置疑，但是，挑战还是出现了。1297 年8 月，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正在欧洲大陆北部策划新的军事行动时，国内以赫里福德伯爵汉弗莱·博恩和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为首的贵族，拒绝应召服役及缴纳赋税。他们先是向财政署官员抗议，继而在北安普顿集结大量军事力量对抗王室，并提交《大抗议书》，呼吁国王遵守《大宪章》。《大抗议书》把此前三年来累积起来的人们对于税收、军役和强买的不满集中起来，对国王征收的必要性进行了集中攻击，直接反对在国家需要的借口下扩大公共的或封建的义务；反对将这些义务永久化、经常化、习惯化。此次行动虽然由两个伯爵发起，实际上代表了教会、伯爵、男爵，以及整个王国的不满。

《大抗议书》质疑国王要求臣民去佛兰德斯（今比利时西部、法国北部、荷兰沿海部分地区）服役的权力。《大抗议书》说，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祖祖辈辈从没有在那里服役过。即使臣民有义务去，也没有手段。因为任意税和协助金已经让人民贫困，军事强买掠夺了人民的几乎所有食品而没有任何给付，整个国家深受羊毛税压迫。臣民处境恶化，丧失了给国王纳税或服役的能力。《大抗议书》认为国王的征收导致臣民的贫困，而任何一个国王都没有权力毁灭自己的人民。相反，个人的福利通向王国的福利。国王发动的战争是不义的，正义的战争是保家卫国，而爱德华的远征危害他的人民和王国。自我防卫的战争天然是正义的，而爱德华的战争是在外国进行的，是主动挑起的。《大抗议书》还认为，征收“八一”税的同意程序是非法的 ，仅仅是一些包围在他周围的一些骑士和其他支持者的同意。

面对伯爵的发难，国王爱德华承诺解决人民的冤苦，而两位伯爵也同意参加苏格兰战役的军事服务。爱德华也签署了《宪章确认书》并承诺：国王确认《大宪章》，把《大宪章》公布于每座大教堂，今后每年由国王向国民宣读两次，国王最近违背《大宪章》精神的一切做法今后均不得引为先例，也就是人们关心的各项征收仍然是偶然的临时的征收，“下不为例”，不会成为惯例频繁或长期征收，成为子孙后代永久的负担。

在议会及教会、民众阶层的压力下，王权以“紧急需要”和“公共福祉”之名肆意征税的权力被限制，“众意”或“公议许可”内涵进一步丰富，要公共同意和公共利益的统一。什么是“王国安危”和“公共福祉”，不取决于国王自身的判断，也需要咨询广大臣民意愿，从而消解国王单方面“宣布征税必要性”的特权，扩大了“公议许可”的内涵范畴。总之，纳税人的利益，也与王国安危一样成为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成为税收必要性的基础。

（作者系财税学者）

（原标题《英国《大宪章》后围绕征税原则再度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