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驻春光，胜却无数

■闲读 《春醪集》 ◎梁遇春/著 北京出版社

·张玉瑶

梁遇春一生的际遇十分简单，1906年生于福建闽侯，1922年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师从叶公超、温源宁；1928年毕业后，先是在上海暨南大学当了一年助教，又回到北大图书馆工作；1932年，也就是他二十六岁上，正是做学问识人生的黄金年时，却不幸染“时疫”猩红热死去。

梁遇春散文中的“洋味”很浓，口吻也沾染了英式的轻俏诙谐，妙语连珠的同时充满思辨性，还常常反弹琵琶，运用反向思维打破凝固的共识。郁达夫称他为“中国的爱利亚”（即梁遇春一生推崇的英国散文大师查尔斯·兰姆的笔名），甚至卜立德从一个英国人的角度，盛赞梁的文章是“最理想的英国式的随笔”，“俨然是写给英国读者看”———此言极是，梁遇春的文章往往从“谈人生”起笔，像水一样随意流溢开，缓缓铺展自己的感悟和观点，中途却往往像瀑布一样，笔锋一滑，落回了“文本”的深潭，也就是为他所稔熟和孜孜不倦阅读的兰姆、哈兹里特、蒙田、艾迪生等英法文学资源中去，品咂大师们的生平轶事和经典作品，引其为例证，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流连忘返，乐此不疲。

梁遇春自己在其编译的《小品文选》序中，也曾描述过他对essay（译作“小品文”）这种文体的理解，他认为，“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因为好像只是茶酒后，炉旁床侧的随便谈话”，“这些漫话絮语很能够分明地将作者的性格烘托出来，小品文的妙处也全在我们能够从一个具有美妙性格的作者眼睛里去看一看人生”。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看似信笔絮语中，依然凸显着一个鲜明谈话主体的存在。他自己的散文可以说正是绝好的范例，我们很容易能从字里行间读出这个年轻人生动的形象：爱睡懒觉、爱抽烟喝酒、爱打牌、爱做梦、爱冥想、爱观察旅途中人、怕猫狗、不爱上课、“畏讲台如猛虎”……对于他平淡短暂的生涯而言，日常生活无非如此，但其别具一格的个性、诚实又带有调侃意味的叙述，令他颇得“具有美妙性格的作者”之义。

梁遇春人生阅历单纯，一直在学院圈子内读书、教学、工作，像他自己文章中所体现出的那样，也像师友们所回忆的那样，他对于人生的态度多是从书本经验而非现实经验里来的，“非常羡慕行万里路，但他只能更多地读万卷书”（冯至语）。这是一种象牙塔内的写作状态，也部分地限定了他朝外观看世界的角度。但我们读来，其散文的气象格局却并不呆板和褊狭，也不“平和冲淡”，这一方面自然得益于梁遇春阅读面广、积累充沛，且这些“新知”对中国读者有新鲜感，另一方面，也绝离不开他那拥有“美妙性格”的主体。那些“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废名语）的篇章中，时时可见对“我”之性格色彩的强烈敷笔、对“我”之立场的鲜明突出，频露锋芒的青春意气和时有流溢的浪漫主义感伤情调糅杂在一处，混融成独特的质地。他虽也说理，很多时候颇像个娓娓道来的智者，但也有很多时候反倒像个顽皮的孩子，充满奇思异想，譬如论“‘春朝’一刻值千金”这样的“懒惰汉歪理”，也能说得头头是道，将睡懒觉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即便是他写偏于学术性质的文章，如为兰姆所作的评传，也着力突出兰姆性格中热爱真实生活的光明特质，发自内心地感动于兰姆“带一副止血的灵药，在荆棘上跳跃奔驰，享受着人生道上一切风光”的精神，并不避讳将他自己真切的感性体验投射进正在进行的理性写作，以此传达出对于人世和己身的爱怨。

梁遇春常常写到火，火在他笔下有着明显的象征意味，蕴含着热情如沸的真切世间经验和生命意识。徐志摩死后，他写下纪念名篇《Kissing the fire（吻火）》，赞美徐志摩是“吻着这团生龙活虎般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臭为神奇，遍地开满了春花”；《救火夫》一篇中，他目睹救火队奋勇灭火壮举的经历，神往“随着火舌狂跳的壮士”，然而回望自己，却只得从象牙塔向外张目远眺，“在高楼 上 玩物丧 志 地读 着 无 谓的书”。向往像他所钦羡的兰姆一样，以“大勇主义”的姿态投入生活，最终却依然寂寂在一旁“观火”，维持“微温”的状态，这是梁遇春身上存在的、他自己也深有觉察的某种龃龉。冯至说他“当一个救火夫的宏愿没有实现，到死还是一个对人类抱有怜悯之情的旁观者”，刘国平在序中说他“对人生最有趣味而不敢自己直接冒昧来尝试”，皆有此意。他像是站在火光和阴影交界之处，注视着“the flame of life”，火焰愈明亮，投在他身 上的黑影也愈浓重。这种背反内蕴着他人生和思想的扭结，映射在他的写作中，变作了矛盾的张力，字字句句如橄榄般滋味深长，耐得含咀。

废名回忆梁遇春其人，“燕语呢喃，翩翩风度，而却一口气要把世上的话说尽的样子”。他像一片春光，停留的时光短暂，却拼命变作一片绿暗红嫣；也像一枚精巧别致的标本，珍存在现代散文的书册中，在他的时代独异，却因了那种超越时间的恒久性，在我们的时代读来也绝不过时，依然闪着妙语哲思的灵光。或许他短暂的一生未及多亲吻人世的火焰，但《春醪集》和《泪与笑》，不啻是他留给世间的两枚深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