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说家基莉·里德：有可能以幽默的方式书写种族议题小说吗？

原标题：美国小说家基莉·里德：有可能以幽默的方式书写种族议题小说吗？

2019年的这个时候，凯莉·里德（Kelly Reid）还只是一个诱人的传闻，真实身份只有她的出版商和电影公司知道。他们在两年前选中她的处女作小说，准备展开发行工作。当《如此有趣的时代》（Such a Fun Age）出版时——在美国是元旦前夜，一周后在英国——传言不攻自破：这是一部聪明的行为喜剧，它以200年前在课堂上运用的那种简·奥斯汀式针砭时弊的机智，处理了21世纪初的种族关系。

这是一年的开始，在这一年里，里德似乎一直在朝着与世界其他地方相反的方向前进。当新冠病毒让一切停滞的时候，她已经将这部小说介绍到了包括伦敦在内的19个城市。瑞茜·威瑟斯彭为她的书友会挑选了这本书；7月，本书入围了布克奖长名单。

“天啊，是的，在某些方面，这真的很疯狂，”里德说，她和丈夫住在费城，小说的背景也在那里。但最令她高兴的是，一年来，她越来越觉得，这本书正在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我们聊天时，她刚结束与另一位作家的线上会议。“她说，她用我的小说向编辑们指出，如果这个人写的是幽默的文学小说，为什么我不能写？文学小说必须要又臭又长的前提——这太蠢了。”

《如此有趣的时代》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子埃米拉给白人家庭当保姆的故事。开篇就是一个复杂的场景：一天深夜，正在和一群闺蜜聚会的埃米拉接到雇主的召唤，让她从他们那儿接走小女儿，他们要去解决一起家庭事件。埃米拉穿着派对服，带着小布莱尔，在当地超市的冰柜附近闲逛。结果她遭到了保安的阻拦，发生了一场充满种族歧视的对决，而这一切都被一个愤怒的白人男顾客拍了下来。对峙很快就解决了，埃米拉忙于生活，不想再继续追究下去，但由于其他角色的白人良知大爆发，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虽然剧情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推进，其中的喜剧部分却保持了轻松和多面性。尽管它偏重于黑人服务员的艰苦生活，但埃米拉和她要照顾的小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充满尊重而纯洁的。问题在于布莱尔的母亲阿利克斯，虽然她已经建立了一个品牌，塑造了一个女权主义领头人的形象，但她对结构性劣势的理解，除了被纽约房地产市场淘汰之外，别无他用。

同时，埃米拉是一个没什么目标的20多岁的女孩。除了到26岁被父母从保单上剔除之后能自己支付医疗保险之外，她并没有明显的野心。小说的部分观点是，她不一定非要达到什么地步才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女人。这说明了女权主义的目标是什么？“当然，我是个女权主义者。但我认为，女权主义的工作方式往往不是：‘好吧，让我们从底层开始，然后再往上走。’而是：‘我要确保我和现有阶层的所有朋友都生活得很好。然后我要让我们所有人都往上爬，这才是叫做女权主义’，”里德说。

《如此有趣的时代》

这种社会短视在小说中表现为一系列越来越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滑稽失误。阿利克斯急切地希望埃米拉成为她的朋友，于是用礼物来敷衍她。“自由派精英们经常有这样的焦虑，那就是：‘我要确保我没有剥削我的劳动力。所以我要确保她喜欢我，她快乐。我要忘掉钱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做朋友的意义所在。’”

作为一个写作的后起之秀——当她被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录取时，她已经30岁了——里德20多岁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不同的工作，包括做了近6年照看小孩的工作。除此之外，她还在晚上做保姆，并为孩子们举办生日派对，“有时一周要举办五六个。我很喜欢，很有趣。”有一天，她坐下来数了数自己为多少个家庭工作过，数到50时就停了下来。

她在偶然的机会下找到了第一份保姆工作，那时她刚到纽约，想靠着从亚利桑那州图森老家的一家高级巧克力公司赚来的工资支付表演学校的学费。公司允许她在不提高工资的情况下调职，“纽约的房价很高，所以我很快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保姆的报酬更高，而且工作很顺利，孩子的妈妈建议她辞去白天的工作，专职做保姆。她辞去了工作，然后再也没有那个女人的消息。

那次经历的震撼太突然了。“于是我两份工作都没了，”她说，“然后我的电脑还坏了，我还得写论文，我很慌张。”她去了当地的一个网络支持站（internet support station），并给她母亲打了电话，试图想办法，这时坐在她旁边的一个女人对她的亚利桑那口音产生了兴趣。这名女子住在三个街区之外，刚刚解雇了她的保姆。“她每小时付14美元，我给她当了四年保姆。”

她的两份保姆工作都是通过偶然的机会而得到的，这似乎很不寻常，但这就是《如此有趣的时代》所探讨的不受管制的经济。

里德指出，和许多母亲一样，阿利克斯自己也是一个仍然将育儿工作委托给其他女性的社会的受害者。他们一家逃到费城，部分原因是为了让她的电视主播丈夫能够躲避一次非常公开的失误带来的影响，“所以她也非常处于性别歧视的另一端：他们搬到一个新的城市，她的丈夫说：‘晚点见，玩得开心。’”

这让我们想到了另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在一个经常通过病态迷恋年轻黑人女性来表现其罪恶感的社会中，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里德打破了浪漫喜剧的惯例——设置了一个破碎的三角恋：埃米拉、阿利克斯和商店里的好人凯利——然后再推进一些更细微和不舒服的东西。“......我明白的，”埃米拉告诉凯利，“你的黑人朋友数量多到奇怪，你看过肯德里克·拉马尔（黑人说唱歌手）的演唱会，现在你有了一个黑人女朋友……很棒。”

“这很有趣，因为有些人会说：‘哦，我喜欢你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写种族问题。’但这绝不是我的本意，”里德说，“我认为，我的目标是展示人们在谈论种族问题时会变得非常不舒服，然后他们用一个笑话来过度补偿，或者做出一个尴尬的举动，以一种看似有趣的方式来做表面文章。我是在用自由派精英们谈论种族的精神来写这本书，也就是试图将种族轻描淡写，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他们的日子。”

这部小说让她能够夺回权力。她的一位前雇主带着她照看了三年的小女孩，出现在布鲁克林的小说朗读会上。“她还是很可爱，像12岁时一样，一直在玩手机。”有没有一种感觉，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觉得自己还欠她的？“有一点，”里德说，“但他们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家庭。她妈妈给我发了他们在机场拿着书的照片。那感觉真的很甜蜜。”

本文作者Claire Armitstead是《卫报》文化副编辑。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