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站在怎样的角度审视道德这件事 ——访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傅鹤鸣

见圳客户端.深圳新闻网2020年12月8日讯（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玥）与传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比较容易造就更为合理的现代道德文化。具体来讲：第一，与以往所有经济样式相比，市场经济在实现人类过上好的生活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第二，从社会公平正义角度看，确保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平等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起点。第三，从制度建构角度看，市场经济对于建构具有现代道德文化的民主制度发挥出基础性作用。

“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可以用一个词概括：社会转型。”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傅鹤鸣把自己定位为“生活在这一大转型时期且从事道德理论研究的人”。博士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在伦理学领域深耕多年的他时常感到，我国目前伦理学理论研究现状和现代中国人的伦理实际都与这个特别令人振奋的时代产生了时代差，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引发了道德文化系统性的不适宜性。他将自己对该问题的研究与思考整理成册——《现代中国道德文化适宜性研究》一书已于近日出版，该书是《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第七辑）系列丛书的其中一本。

一 道德文化的不适宜性何以产生

什么是道德文化系统性的不适宜？傅鹤鸣解释到，在这个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道德体系已经力不从心了，新的还在建立过程中，而转型又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道德乱象、道德问题，其实这都是正常反应。“很多人说你看现在人心不古，道德滑坡，其实只要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长一点，就会发现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社会现象。”他继而补充，“当然，我不是说道德乱象本身是正常的，而是说转型中出现这些道德问题是正常的。道德滑坡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社会问题，每次社会转型都会出现道德文化的不适宜，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也曾感叹过‘礼崩乐坏，周文疲惫’，其实说的就是周天下道德文化的系统性不适宜，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就是在进行道德文化的系统性重建工作。”

总体上看，传统中国社会的经济是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其经济活动的自发性、分散性和不足性等特点非常明显，因此对一些涉及巨大财力的公共性事务，如开挖运河、修筑长城、抵御外敌等，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公共权力来实现，即必须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来实现。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是与当时的经济现状耦合的大一统的强权政治。同时，与之相应的文化体系则为儒家文化。“以伦理组织社会”就是这种文化的写照。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家国一体的伦理文化，其核心内涵就是“三纲五常”。儒家文化主要通过“三纲五常”将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伦理化，从而实现它与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完全耦合。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延续了近两千年，其深层次原因就是社会结构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之间达到了高度的相互匹配，功能互补。

“换言之，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一种超稳定性的社会结构，儒家文化讲求家国不分，私人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合一的伦理文化，而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和平衡关系，显然传统儒家的‘三纲五常’已经无法与之相匹配。现代中国道德文化重建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除了去其糟粕外，更重要的是注入符合当前时代的新的东西。”傅鹤鸣说。

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在文化哲学著作《人文精神之重建》中提出了三个命题：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时代中国人当是现时代中国人。现代中国人该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中进行承接和转换，有生活根基地而不是概念式地赶上时代的步伐与节奏。要破解此课题，必须对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有着清明的认识与把握，否则我们的理论思考最终逃脱不了概念王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