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先锋谈】上海交大低碳学院余海珊：双碳行动合理目标需夯实数据基础

原标题：【ESG先锋谈】上海交大低碳学院余海珊：双碳行动合理目标需夯实数据基础

今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启动交易，上海成为全国的碳交易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中英国际低碳学院是国内首家专注低碳领域研究和教学的学院，学院2017年由上海交通大学成立，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国际一流高校参与合作，是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高端培训、产业孵化于一体的聚焦碳金融、碳管理、低碳技术领域的国际化办学试验区。

学院硕士生导师余海珊在接受界面新闻的专访时表示，“双碳目标”提出后，整个社会对于减碳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中国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二氧化碳排放量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但是达峰总量还难以确定。

“准确的碳排放数据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基础，”余海珊指出，“一方面，准确的历史排放数据有助于合理预测碳达峰的峰值；另外一方面，不论是总量还是强度的碳排放控制目标都极大地依赖于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只有确保了碳排放控制目标的合理性，然后通过目标分解，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的不断细化、推行，才能确保双碳目标的实现。”

在界面新闻专访中，余海珊谈到，碳排放目标的实现还需要更精细化的核算标准，数据公开的制度保障，通过总量控制与交易的结合，更有效率地推动减排目标的实现。在此过程中，企业、监管部门和学界都需参与进来。

以下为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近期上海碳交易所开业，成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所，对于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意义是什么？您对交易所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余海珊：在全国碳市场成立之前，国家已经进行了几年的试点，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如湖北在登记和数据系统建设方面较有心得，而上海试点市场在流动性上较好，所以最后全国碳市场的交易和结算落地于上海。目前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欧盟2021年配额总量15.7亿吨的约三倍。

从碳价上对比，过去十年，欧盟的碳价在起伏中略显低迷，但自今年7月份价格上涨非常快，大概达到58欧元一吨，约为国内的8倍。从这个国际差距来看，我国碳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碳交易背后需要系统的支撑，现在很多规章制度来源于生环部（生态环境部）、发改委，还缺乏具有更高效力的法律法规。现在很多专家学者呼吁上层立法，我也觉得最好在这个阶段进一步地把一些相关制度确定、健全，未来去推进就更有保障。

界面新闻：关于2030年碳达峰时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测算，各方意见不统一，从101亿吨到112亿吨都有。对于双碳目标基础数据的计量，您有什么建议？

余海珊：测算出来的值有差异是很正常的。不同的峰值预测通常使用的模型也不一样，假设条件不同，参数不同，所得到的结果肯定也不相同。当然，模型预测对宏观到微观的数据有很高的需求。相较而言，我们国家的碳排放基础数据监测开始较晚。

90年代开始，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京都协议书下有了减排义务，这些国家很早就开始基础数据的收集与发布，每年都要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国家排放清单。而像中国这种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只需按一定的频率提供气候变化国家信息通报。21世纪以来，我国共提交过5次官方的排放清单，但并不是连续的。

由于提供的数据不连续，国际、国内机构都会去做一些数据测算，有学者研究表明，即使都按照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核算框架，但是对活动数据的收集和统计不同，就会造成很大差异。比如能源的消耗，国际上一些机构对中国的统计和国内的统计也是有差异的。

另外排放因子也存在差异。我国国家排放清单主要使用的是IPCC的燃料缺省CO2排放因子。而2015年《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尚据争议的文章表明，通过基于煤样计算的中国煤炭排放因子，远低于IPCC的缺省因子，使得之前的碳排放数据被高估。当然，这样的比较还需要考虑不同煤种之间的差异，但不论怎样，这也说明了排放因子作为计算碳排放量的关键参数，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亟需更权威、详细的排放因子数据集。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应多发布官方数据，让学术界在探讨排放因子、活动数据，包括峰值预测时有更好的参考。不过，虽然没有标准参考值，但我们承诺2030年前达峰，一个最强的信号是，2031年的排放量不可能比历史数据高。此外也有学界讨论：可能2025年左右就能实现“碳达峰”，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达峰，而是一个弹性变动的平台期，到2030年以后碳排放量会明确地往下走。

界面新闻：在分解碳排放总量目标的路径上，有人建议应该行政摊派和市场交易机制相结合，二者的配合是怎样的？

余海珊：碳市场在理论上叫“cap and trade”，cap就是限额，因此是一个总量控制加交易的模式。我们碳市场在发展初期，对第一批履约的电厂设立了基准线，给定不同机组类型对应的排放因子标准，再根据电厂的发电量去测算配额。但这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总量控制，而只是控制，因为你的发电量大了，代表配额也会多一些（企业配额=产量×基准值×调整系数）。当然，设定基准线的目的，也是想鼓励那些发电效率高的企业，淘汰产能低的，从而实现产业升级。

碳市场在发展初期还须平衡很多方面，不能给企业带来过大负担。未来市场发展到成熟阶段，一定会有总量控制。在碳达峰的路径上，受经济发展和其他方面的影响，碳排放总量是很难确定的。但是，在碳中和阶段，每年排放量不能超过多少，cap就会很清楚。总量的分解取决于国家的控制目标，其实也不能叫行政摊派，而是目标分解，从中央到各级地方再到企业的不断细化、推行。而市场机制只是今后政策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还会有其他的政策并行推进。

在这个过程中，目标分解应该更合理，且需更考虑地区差异，方能有效推进。而且，目前国家对碳市场的定位首先是减排工具，对其金融属性还在探索阶段，未来要让这个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地更充分，除了发改委、生环部，肯定需要多部门联动监管。

界面新闻：7月14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碳边境关税政策提案，宣布将逐步推进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初步针对钢铁、水泥、化肥、铝和发电等进口商品征收碳边境关税，从2023年开始，2026年全面实施。您认为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余海珊：欧盟提碳边境调节税是想避免碳泄漏的发生，因为欧盟施行了比较严格的碳管制，一些企业可能因为高昂的碳价，将碳密集型生产转移到碳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出发点是合理的，但是具体的实施细节很复杂，也会涉及许多方面的争议。

边境调节税在欧盟已经讨论了很多年，7月14号的提案是开始走立法程序的表现。但这个政策的推行需要一定的过程，而且应该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首先涉及到贸易领域，碳边境调节税产生了一种绿色壁垒，违反了WTO的原则。另外，在欧盟内部，此前为避免碳泄漏风险高的行业进行生产转移，针对部分行业发放免费配额，但如果实施碳边境调节税，降低了这些企业的竞争压力和碳泄风险，那原本的免费配额就会被取消。所以无论是国际还是欧盟内部，仍存在诸多博弈。

假设碳关税真的推行，会使国内产业面临价值链上的成本转移。欧盟对进口商收取碳关税，对中国企业来说，商品的出口价会被压低。另外，欧盟提出，产品需要提供含碳量相关的数字证书，对于出口商来说，针对产品的数据测算仍存难度，尤其是需要从上游价值链开始计算。所以企业应该提早布局，包括绿色技术升级与数据核算。

界面新闻：2021年2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在上市公司与投资者沟通内容中增加了ESG信息，但目前A股上市公司还是自愿披露。您认为，监管部门是否应改为强制披露？

余海珊：碳核算和碳披露直接相关，国际上还是有很多企业去做这个核算和披露的。企业披露走在最前面的应该是英国，其于2013年修订了公司法，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而2018年，英国又开始要求有限责任公司也需要披露碳排放信息。所以碳排放等信息披露驱严，也是未来的趋势。

对上市公司来讲，这是从投资的角度引导大家对于碳的关注。除了碳排放的披露，英国今年5月份发布了一个Public Consultation，类似于我们的征询意见稿，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大型私企公司和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披露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比如石油行业需要披露在气候政策等影响下，原来探明的石油储量还能否开采。

目前我国不完全强制要求上市企业披露ESG，而碳排放作为其中一小部分，更没有被提到信息披露的重要位置。但在双碳目标下，国家政策最后的抓手还是在企业，所以往后一些上市公司、大型国企有必要强制披露ESG信息，包括碳排放量，这样才能保证上面提到的基础数据的质量。

另外，国家也需要为企业测算碳排放量提供一定的支撑。比如英国的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从2002年起开始发布供英国企业使用的排放因子数据库，并且每年进行更新和补充。近几年的排放因子甚至囊括了一些日常生活物料的生产和使用，比如玻璃、纸张等。

如果证监会开始强制上市公司进行碳排放信息的披露，也应考虑怎样才能让企业更容易地去做碳核算。另外可以动员企业、学界、机构参与到测算当中来，这也是对于基础数据的补充。基于相关计算标准和方法的推进，就不会让碳测算变成一个让大家觉得非常难做、不愿意去做的事，从而推动全社会助力双碳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