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作家保罗·乔尔达诺：全球疫病会留下痕迹，但不会留下新的思考

原标题：意大利作家保罗·乔尔达诺：全球疫病会留下痕迹，但不会留下新的思考

保罗·乔尔达诺

“在我写完这本书之时，意大利开始实施封城措施。那是2020年3月。”保罗·乔尔达诺坐在他两平米的书房里，与中国媒体连线时这样说。他的新书《新冠时代的我们》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借着新书发布的机会，保罗·乔尔达诺与中国三明治（China30s）创始人李梓新连线，讲述了他的疫情观察与思考。

在罗马封城前的一个礼拜，乔尔达诺夜以继日地写出这本小书。他发现，自己在过去十几年间阅读的非虚构作品中的预言突然间成为现实，过去研究的议题——例如环境问题、信息问题、人类联结等等——也似乎全部成为了一体。而在整个社会面对的集体迷失之时，最紧要的是告诉人们正在发生什么。“那时医院还没有满员，人们还没有大批死去，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以及传染发生的机制需要依赖数学方法。”乔尔达诺说。

乔尔达诺是一位意大利作家，同时也是一位粒子物理学博士。他25岁时以处女作《质数的孤独》荣获意大利最高文学奖斯特雷加奖，成为该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

我们都是“隔离困境”这一游戏的参与者

在《新冠时代的我们》一书中，乔尔达诺说，人们看到病例数字增加的时候总是期待“线性的发展”，即每天依照同样的数量增长，实际上病毒的发展是非线性的，而自然本身正是以非线性的方式构成的。他写道，传染病的增长方式是指数型增长，而传染的速度取决于传染指数R，新冠的传染指数R为2.5，这意味着每个感染者平均传染2.5个易感者；只有将这个数字降低到小于1，才会扭转整体情况。“流行病首先是数学方面的突发事件，因为数学并非数字的科学，而是关系的科学，它描述了不同实体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并且用字幕、函数、向量、点和面来将它们抽象化，传染病是对我们关系网的传染。”乔尔达诺写道。

在这场线上对谈中，乔尔达诺谈到疫病传播展现了很多悖论，比如说保护他人的方式是远离他人。而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在书中，他引用科学家菲利普·沃伦·安德森的观点解释，我们的个人行为对群体造成累积效应，这与个体影响的总和是不同的。在人数众多且每个行为都会导致抽象而难以预料的后果的情况下，个人的选择不应当是个人的事。

《新冠时代的我们》

[意]保罗·乔尔达诺 著 魏怡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1月

乔尔达诺用数学的方法分析疫病传播规律，同时也将传染病比喻成一个可怕的游戏，这个游戏具有它的规则、策略和目标，游戏主题叫做“隔离的困境”，而我们就是游戏的参与者。他说，我们有一种绝望的和他人在一起、置身于他人之间的需要，所以对于隔离我们有着由衷的反抗冲动；而在疫情期间，当我们要做出去或不去参与聚会的决定时，同样需要权衡，也知道所有受邀的人都要权衡。“最好的选择并非那个仅仅从我个人利益出发做出的选择。最好的选择是那个既考虑我的利益，同时也考虑到其他所有人利益的选择。”经过这样的考虑，可能只得将聚会搁置。

人们当然不喜欢隔离或者改期，乔尔达诺也在书中写到，眼见着会议取消或者延期，一年的行程变得四分五裂。危机中人们需要意识到的是，许多事情都与时间有关，这场流行病取代了时间，打断了我们自以为一成不变的、可结构化的、可控的时间表，给了我们一团乱麻，“我们处于一种微观力量的控制之下，它傲慢地决定着我们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形下，正常状态变成一种神圣而重要的东西，而人们需要学会的就是在异常状态中生活并且继续生活下去。

一年之后疫情应对仍缺乏全球视角

乔尔达诺提到，近年来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科学尤其是基因科学的发展可以让人类免受疾病的侵害， 甚至得以摆脱死亡，最终达到永生，而新冠病毒打破了这个幻想。他在书中写道，“新冠病毒这种非常微小的、简单的生命形式感染了我们，传染到全球，也影响或者搞砸了所有事情，这展现了人类远远比我们想象得要脆弱。”但他也认为，真正的科学正是要提醒人类自身的脆弱，“想一下过去30年间人们持续讨论着气候变化，这提示着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是非常脆弱的。”因此，在相信科技可以解决一些一切问题与科学提示人类自身的脆弱性之间，他发现了一种深层次的割裂。另一方面，乔尔达诺想要提醒人们的是，这个人口过多、资源消耗过度、人类紧密联结的世界才是危险的根源，也是疫病发生的条件。在书中，他也写道，“七十五亿人同时在移动，这就是新冠病毒的运输网络。迅速，舒适而又密集，就像我们喜欢的那样。在疫情期间，我们的效率变成了对我们的惩罚。”

他在《新冠时代的我们》中强调，传染存在于生态当中，人类需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假如人类可以放弃自我中心主义，会发现并非病毒来找我们，而是我们在驱赶它们。“我们人数众多，而且越来越多，我们都是易感者，我们之间存在那么多联系，而且我们无处不去。……病毒是为数众多的环境难民之一。此外还有细菌，真菌和原生动物。……人类是脆弱而美妙的环境中最具侵略性的物种。”

因此，我们需要注意到“两种速度”：一种是非常紧急的速度，指的是我们需要快速解决问题并且保护人们；另一个则是更为缓慢的速度，人们应当科学地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所有的问题都彼此相关，环境污染、信息传播、人口过多等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他最初写这本书就是基于这样的信念，然而，在一年之后，他仍然为缺乏全球视角的应对方式感到失望。“我们一直寻求解决方法，现在可以看到疫苗是可行的，然后就可以完全不管这些彼此交织的问题，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前进了，这令我感到失望且害怕。”他在对谈中说。

战争隐喻是缺乏想象力的表现

针对李梓新关于疫病是否相当于战争的提问，乔尔达诺说，他也发现，在开始的几个月，战争的隐喻充斥在各个角落：“我们的政治家依赖战争隐喻，我们会说医护人员是在前线，对病毒的抗争是和看不见的敌人作战，总是与战争相关。”他反对战争的隐喻，在过去写小说时，他持续地陷入战争的隐喻中，所以可以分辨战争与疫病的区别。乔尔达诺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这类比喻，因为依赖战争隐喻仅仅展现了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失语，“病毒并不是敌人，病毒并不是仇恨和想要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生存于生态系统中，将病毒视为攻击我们的外来者是很容易的，但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对这个情况毫无责任。”他认为，但我们需要意识到，是人类的行为让疾病在短时间传播全球变得可能。战争隐喻的便利之处在于，战争意味着人们应当动员所有力量并且立刻行动，这是应对病毒时所必要的。

“总体上我不用战争隐喻，因为这是缺乏想象力的表现。”乔尔达诺说，缺乏想象力体现在疫情的各个阶段，比如疫情刚开始时，人们只看到数字增长，对问题的严重程度缺乏直接感受，“人们在没有看到医院满员时，是不知道要采取行动的，而当医院已经满员时，行动已经晚了，这就是我们一错再错的原因。”同样地，将问题只归结为中国的而并非全世界的，也是一种基于偏见的、缺乏想象力的表现。他也提到，疫情展现了很多悖论，除了上文提到的关心他人的方式是远离他人，还有“全球疫病让人类更团结，但过去的几个月每个国家都与世隔绝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全球疫病可能不会留下新的思考

这场疫情会给人类带来思想遗产吗？乔尔达诺说，他希望会有某种遗产留下来，“这场灾难从开始之时就有人问，我们到底会从中学到些什么，但我怀疑我们真的会学到些什么吗？”他说，比如人们感冒发烧、在家休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深层的思考，觉得生命的重点需要调整和转移，看待事物的角度会有改变，也会更关心身边的人。但当人们痊愈之后，那些思考都消失了，就像它们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倾向认为全球疫病结束之后也是一样，虽然它会留下种种痕迹，但不会留下新的思考。”他补充道，疫情理应给我们留下一些思考，不然这就是一场纯粹的灾难。人们总要找到出路。“作为一个写作者，你要接受人们会快速遗忘某些事，但你不可以，你需要有更长久的记性，去深层地分析与思考。”在接下来几个月或者数年间，在这场疫病结束之后，乔尔达诺计划以写作为方法重回这个情境。

在此书结尾一篇名为《罗马封城记》的文章中，乔尔达诺描述了他在家烘焙的过程，和许多隔离期间的意大利人一样，他也开始自制披萨和蛋糕，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花那么多时间揉面与烘焙，但他没有吃掉亲手烤出来的作品，而是更享受揉面的过程——将乱糟糟的面饼摊平、卷起、让它充分融合、再次卷起、摊平，让他获得一种掌控感，在对外界已经失控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