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世俗谛——读雷默短篇小说集《大樟树下烹鲤鱼》

原标题：小说的世俗谛——读雷默短篇小说集《大樟树下烹鲤鱼》

诸法无我，诸行无常。这是佛学里面讲世间法的终极道理。好的小说家一定是看透世道人心的，因此懂得世俗谛，能从纷繁、芜杂的现实中看到离奇、错谬和虚幻，仿佛一个旁观者，触证真心，重新演示三界六道之中看似合乎寻常却又荒诞不经的种种缘生缘起、业来业往，然后提醒读者对照、觉悟。

有人说雷默的外貌像鲁智深，他也乐于自称“洒家”，并不觉得长相粗犷有什么不好，但是他的菩萨心肠都在文字里，有无情的深情。雷默小说以叙事为主，很少有议论，极力淡化主观表现，即便用第一人称写，也是将“我”视若旁人，不会流露多少“心里话”，也不会渲染周围的环境而“借景抒情”。他并不承担笔下人物的命运，并不善于代言，而笔下人物的简短对白和小动作里自有波澜，悲欢离合似乎都是不得不如此。他的叙事足以消解读者的征服欲，不仅是因为文本没有什么晦涩、庞杂之处，不仅是因为情节没有什么夸张、模糊之处，而且笔下的人物，也不需要读者做什么价值判断。读者无法凌驾于文本之上，无法凌驾于生活之上，所有的冲突都是不可趋避的，所有的人性都是互为感通的。雷默用一种近乎写实的视角写出了每一个人都无比熟悉的日常性，又用一种若即若离的立场写出了每一个人都倍加诧异的反常性，而两者都指向世俗的本质。

世俗里既有残忍，又有温情。2019年冬天，我在一次饭局上提议雷默写一个短篇，题目就叫《苍蝇馆子》。雷默是诸暨人，嗜好老家的次坞打面，在宁波城里，次坞打面馆无一不是苍蝇馆子，门面小，桌椅简陋，食材除了有劲道的打面，便是重口味的浇头。雷默本人百吃不厌，还常常推荐朋友去品尝。我觉得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苍蝇馆子，这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因为你需要被投喂一种廉价而可靠的慰藉，需要被唤醒一种暖胃又暖心的记忆，它不会让你觉得罪恶、耻辱，反而让你感到满足、踏实，你无须假装不食人间烟火，你和众生是平等的，不必生分别心。没过多久，雷默就通过微信发来了他的小说，他写的就是一家次坞打面馆，继承家传手艺的银灿和儿子刀锋，在一碗面里经历了沧桑。刀锋好不容易跟随父亲学会了做打面，苍蝇馆子的生意也好起来了，他的心思却不在这里，想着赚快钱，由此打面也就变味了。刀锋要关掉面馆，银灿怎么会答应？父子之间闹出了大动静。刀锋因为赌博、借高利贷而四处躲债，落得被打成残疾人的下场。最后还是回来了，重新开起了面馆。东躲西藏的日子里，最让他怀念的是父亲做的打面的味道。这个小说，可以理解为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宿命难逃的故事，雷默借刀锋之口，为这个故事画了一个圆：“生活就像个圆圈，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在银灿和刀锋父子之间，在“我”和刀锋之间，同情、谅解之后的默默无语，值得回味。雷默的写法似乎没有什么技巧，却有着浓入淡出、逆起顺回的效果。兜了一个大圈子，这个故事走向圆满了吗？我读了之后，心里是空落落的。

写完《苍蝇馆子》，雷默又写了《著名病人》和《大樟树下烹鲤鱼》，这三篇都是关于“吃”的小说，可以看作一个系列。他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创作谈时说，《著名病人》“写了一个开麻辣烫店的人，这个总是怀疑自己患上绝症的人，生活中无比戏谑”，“就这样一家著名的麻辣烫店被迫转让给别人，他如何选择买家，如何交代后事，如何在最后举办狂欢派对，都让这个滑稽的店主人带有人情味，这种反差让我很迷恋”，《大樟树下烹鲤鱼》“写了一个厨师的悲悯”，“鲤鱼不光是他的招牌，也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以致于后来他放弃烧鲤鱼，最后在百岁老人的丧宴上，改用豆腐雕刻鲤鱼，烧出了一条谁也不敢吃的鲤鱼。这里面有道的精神。我写完这个小说，像那个厨师老庄一样，扔了笔，颓然坐于地上，大喊了三声。”请留意一下作者的写作状态：雷默写《著名病人》时有些嗨起来，然而亦庄亦谐，不脱不系，而写《大樟树下烹鲤鱼》后颓然坐下，然而大慈大悲，亦真亦幻。惑业造病，麻辣烫店主高先生的病，是“吃”出来的，还是“作”出来的？意识到自己真的是病了，而且意识到“不离开这个店，我的病好不了”，高先生决定将店铺转让出去，他好像换了一个人，或者换了一个活法。雷默在不动声色中设计了一步一步转折的情节走向，到结局时让人惊叹物是人非。烹鲤鱼的厨师老庄不再烹鲤鱼了，在外人看来，他是作，瞎折腾。但是，他对“杀鱼如麻”的营生有了自省，小说结尾处，一条用豆腐雕出的鲤鱼活灵活现，原本虎视眈眈的众食客，即刻面面相觑，感到恐惧。豆腐鲤鱼的眼睛鲜活的一瞬，正是小说画龙点睛之时，这是具有审视力的第三只眼睛。小说的逻辑正在这里，假作真来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情节的合理性、背景的感染力、角色的可信度是互为融洽的，需要作家展开想象力，更需要作家具有对世道人心的洞察力。

《庄子·逍遥游》中说：“齐谐者，志怪者也。”庄子引用《齐谐》故事，形成了寓言性写作的源头，而《齐谐》开启了志怪故事的滥觞，自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宋元话本至明清时期的小说、戏剧，由神鬼渐及人格，以虚构对应现实，通过戏谑、幽默的形式嘲讽社会的病态，刻画众生的悲喜，这是中国小说的重要传统。《苍蝇馆子》《著名病人》《大樟树下烹鲤鱼》这三个短篇，雷默的写作立意不同，手段也不同，但是都从日常性出发，通过反常性的转折，写出了人世的无常、人性的复杂，很好地继承了寓言性写作、戏剧化写作的传统。只不过是雷默的叙事稳定而节制，立足于现实而跳脱于意外，不是令人匪夷所思，而是令人心有戚戚。雷默骨子里的戏谑、幽默，并不表现于语言的俏皮、机智——相反，雷默的语言冷静、淡漠，保持了他做过多年新闻记者的职业惯性——没有比荒诞的现实更引人发笑了，可是谁能够笑起来呢？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雷默提炼出了凡人俗世中的寓言性，但又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的“小说家言”。对于现实，他的观看、抽取与呈现、寄望是诚实而真切的，又是悲悯而敬畏的，他并不能够高于现实，也不能够脱离现实，只能够努力理解现实、洞察现实，同情与反讽密不可分，虚情与实证互为正反。

这三个短篇都有“我”在其中，“我”始终是在场的，又始终是受限的，恰恰如此，给读者带来一种直接的置入感，让读者与“我”、与个中人物保持了平等、共情的感受，从而反观自我。这种在场又受限的感受，让人深知自己无法成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不比个中人物更高明、更超脱，因此创作的意图转向了自我审视、自我证悟，而不是自我投射、自我赋形。雷默短篇小说里的人物关系，几乎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是善恶一体，或者说没有道德上的高下之分，没有正面人物、负面人物之分，“我”和这些人物在同一个语境、同一个处境之中，同样，读者也是芸芸众生，也能够感同身受，在情境中去辨识主体、以心印心。雷默并无意于区分人物的阶层、身份差异以及所处时间、空间的特殊性，因此，他所关心的不是个别的现实。雷默的小说里有“我”，这个“我”在烟火气、人情味当中与人物形成互文关系，也与读者形成互文关系，需要读者和他一起去理解人物之间的关系，一起去理解人性，触证真心。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我”并没有强化自己的意念或经验，或者说没有强化作者意志，而是在“我”与众生之间建立了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性”的联系。阿甘本说，“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歧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雷默的这些小说，产生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但是并不只是局限于“时代性”，而是如阿甘本所说“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借助这种晦暗“通往同时代人”，或许读者可以自己去证悟黑暗与光亮的密不可分，进而无限通往澄明之境。

宁波出版社总编辑：袁志坚